作者：劉巽達

2024年的開始，伴隨著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那就是王家衛(wèi)導演的電視連續(xù)劇《繁花》的熱映。一部劇發(fā)酵成一個文化事件和文化現(xiàn)象，這不能不說是久違的喜訊。因了這部劇，人煙稀落的黃河路重新綻放商業(yè)光彩，被視為“至真園原型”的酒店顧客爆滿，和平飯店1.68萬元一晚的“繁花同款套房”突然變得搶手，可定制“胡歌同款西服”的寧波裁縫店電話被打爆，排骨年糕、“寶總泡飯”等劇中美食的訂單量暴漲，小說《繁花》和舞臺劇《繁花》也變得炙手可熱……

繁花的出圈不再囿于劇情、演員、攝影等藝術層面的討論，而是輻射出了極大的邊際效應。如果說金宇澄的原作中“不響”是它的金字招牌，那么王家衛(wèi)的電視劇恰恰相反，“響亮”成了它的特征——閃亮的鏡頭一炮打響了“賣相十足的上海門面”，讓上海重新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展示出其蘊含的獨特文化魅力。

《繁花》有它真實的一面，也有“不真實”的一面。就真實而言，該劇在拍攝基地復制了一條進賢路，不僅門牌、電線等細節(jié)不放過，連涮羊肉的騰騰蒸汽與13路電車的所經(jīng)線路，都盡量做到了逼真還原，讓老上海懷舊情結大發(fā)作。劇中的“不真實”也可謂隨處可見，黃河路上紙醉金迷的夸張霓虹，人物穿著高檔洋氣的服飾，某些角色展現(xiàn)的時代特征等，如果非要機械地對應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上海，就容易引發(fā)差評連連。然而藝術創(chuàng)作的衡量標準并不是以“像不像”為最高原則的，有時候適當“陌生化”可能更接近藝術真諦。

王家衛(wèi)鏡頭里的上海，是不求太寫實的90上海，是王家衛(wèi)創(chuàng)造的一個新上海，但這并不妨礙上海人和許多非上海人與之共情共鳴，也讓人們重新審視起一個熟悉又陌生的上海。作為一個五歲移居香港的“上海人”，王家衛(wèi)借由一部《繁花》一箭雙雕，懷舊了上海，致敬了香港。寶總的造型、爺叔的風范、和平飯店的場景，恍若時光倒流來到了民國時期，而民國上海的風韻是上海好看的底色，或許也是香港的底色。讓上海的商業(yè)文明接續(xù)這種底色，或是未來經(jīng)濟大盤中的一著妙棋。

而就藝術層面而言，《繁花》以獨特的敘事方式與影像美學，給電視劇藝術作出了新貢獻。誠如影評家所言，這是王家衛(wèi)對電影藝術的一次成功延伸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無意間實現(xiàn)了電視劇影像的革命性提升，對提升電視劇品質(zhì)和觀眾的審美品位大有裨益。必要的“形似”雖然重要，而抓住本質(zhì)的“神似”才更重要，如果拍不出魔都上海的神韻，僅僅滿足于一地雞毛的細節(jié)還原，觀眾還能被這樣深深吸引嗎？

《繁花》的另一大貢獻是對滬語方言的有效推廣。小說《繁花》是用滬語思維寫作的，方言特色是其繞不過的成就，作者盡可能地將滬語改造得曉暢明白。滬語版電視劇《繁花》擁有更大的優(yōu)勢，字幕是滬語，人物說的卻是極其地道的方言，那種飽含地域特色的神韻，只有通過極接地氣的表達，才能直擊人心。著名語言學家劉半農(nóng)先生曾說：“如用乙種語言去翻譯甲種語言，則地域神味完全錯亂，語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損失了十分之三四了。”這就是為何滬語版比普通話版更具神韻的原因所在。方言是“地域神味”的定海神針，近年來滬語電影《愛情神話》、話劇《繁花》《雷雨》《長恨歌》等，大都因此獲得了很好的市場反響和觀眾評價，可見其偉力所在。

當人們在滬語版《繁花》中獲得了莫大的審美樂趣，當人們開始循著“繁花元素”在上海街頭尋尋覓覓，當人們對魔都的未來變得更有信心……這一切，均是拜《繁花》所賜。當然人們可以繼續(xù)用文藝批評的利劍去指摘它的某些不足，但毋庸諱言的是，《繁花》對上海這座城市的奉獻是無可限量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繁花》的最大受益者是上海。（劉巽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