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茹作勛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在刑事訴訟法中正式確立的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使其成為與速裁程序、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并行的刑事訴訟程序制度。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本唧w到刑事訴訟實踐操作中，認罪認罰從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同意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并簽署具結書的案件，可以依法從寬處罰。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創(chuàng)新，是公正高效司法的“中國方案”。該項制度的創(chuàng)設，是刑事司法領域落實全面依法治國、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加快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體現。其基本精神是對認罪認罰案件區(qū)別對待、分流處理，實體從寬、程序從簡，推動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制度化和縱深發(fā)展。就具體價值功能而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有利于推動刑事案件繁簡分流，優(yōu)化司法資源配置，提升訴訟效率，對于及時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穩(wěn)定，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強化人權司法保障具有重大意義。

　　如上所述，作為一項刑事訴訟原則與制度，認罪認罰從寬有著巨大的制度優(yōu)勢和價值潛力，但是由于現有法律及配套司法解釋對其規(guī)定不夠全面到位，隨著改革實踐的深入推進,其在適用中逐漸暴露出一些亟待解決的難題。其中就包括認罪認罰救濟程序中的上訴及抗訴問題，特別是被告人認罪認罰從寬判決后無正當理由提起上訴，以及檢察機關為了應對被告人上訴而提起的技術性抗訴問題。

　　從當前司法實踐看，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不服一審判決上訴的情況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一是基于案件出現新證據或案件程序存在明顯錯誤，被告人提起上訴;二是基于強迫認罪認罰，被告人以量刑不當或犯罪事實有誤提起上訴;三是基于檢察機關提出幅度量刑建議，被告人對認罰部分理解，以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四是基于精準量刑建議案件，事實和證據無變化，被告人單純以量刑不當為由提起上訴，或者為了達到留所服刑等目的，故意拖延訴訟進程而無明確理由提起上訴。對于前三種情形下的上訴，理論界和實務界均認為這是被告人合法合理的訴求，應當允許，檢察機關一般也不會因為被告人上訴而提出抗訴。實踐中，爭議較大的主要是第四種情形，被告人無理由(包括無明確理由或者理由明顯不成立)的上訴，對此，理論實踐中爭議較大，支持的觀點認為，現有法律并未對認罪認罰從寬處罰后的被告人上訴行為進行限制，故無論基于何種理由提起上訴，均是被告人基于維護自身利益而享有的法定權利，司法不應對此加以干涉。反對的觀點認為，既然人民法院在一審時已審查了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被告人也明確表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并且一審已經對其依法從寬判處，被告人就沒有理由也不能再行使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作出的一審判決提出上訴，否則就是對刑事訴訟程序制度的規(guī)避，屬于濫用訴權，也違反了訴訟誠信原則，故對此種情形下上訴應予限制。

　　被告人無正當理由對人民法院按照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作出的一審判決隨意提起上訴，與之相伴的則是檢察機關為了應對被告人的無理由上訴而積極提起抗訴，即實踐中出現的逢上訴必抗訴的情形。對于檢察院的抗訴，理論界、實務界同樣也是持不同觀點。支持的觀點認為，在沒有新的事實和證據的情況下，被告人無正當理由提出上訴的，實際上是單方棄毀了認罪認罰具結書約束力，破壞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前提，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初衷及精神背道而馳，這不僅嚴重違背訴訟誠信原則，而且浪費了寶貴的司法審判資源。從打擊失信，維護司法公正及權威的角度，倘若不及時抗訴，被告人將會利用上訴不加刑原則，在已經獲取從輕處罰的基礎上牟取額外不當利益。因此，為維護司法權威，行使法律監(jiān)督職責，保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有序運行，檢察機關依法應當進行抗訴。持反對意見的觀點則認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的前提在于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裁定存在錯誤，針對錯誤的地方進行法律監(jiān)督，要求二審予以糾正。如果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人民法院確認了具結書的合法性，認定檢察機關的指控罪名成立，采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并據此作出判決，即一審法院對檢察機關的公訴請求全盤予以支持，就此而言，一審判決裁定本身并不存在錯誤，檢察機關抗訴的基礎不存在。盡管被告人一審判決后隨意反悔而提出上訴，破壞了認罪認罰的適用前提，但從邏輯上講，這超出了一審法官裁判時所能夠考慮和遇見的范圍，故不能依據事后出現的情形判定先前裁判錯誤。

　　對于被告人在一審法院按照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判處后無正當理由提起上訴，檢察機關為了突破上訴不加刑的限制而提出技術性抗訴的實踐難題，上述各方觀點，不論基于刑事訴訟法理基礎，還是基于現有法律規(guī)范，抑或是基于司法機關之間的不同權責屬性，都各有側重，很難說孰對孰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伴隨我國司法體制改革和刑事訴訟科學發(fā)展而誕生的新事物，作為一項制度創(chuàng)新，既有特色亮點，也難免出現漏洞瑕疵。對于當前實踐中出現的難題，司法機關與其在理論上爭論不休，暗自較勁外，倒不如以問題為導向，求真務實，在兼顧程序正義、維護實體公正以及促進制度效率中努力尋找平衡點，在求同存異、協(xié)調配合中解決眼下問題，通過實踐探索與經驗積累逐步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因此，筆者認為實踐中應該做到以下三點。

　　一是依法保障上訴權，允許被告人基于趨利避害本能提起的無正當理由上訴。提出上訴是被告人享有的法定訴訟權利。我國實行的是兩審終審制，刑事訴訟法賦予了被告人完全的不受限制的上訴權。換而言之，對一審判決不服提出上訴是被告人享有的一項絕對的訴訟權利。立法機關在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并沒有對適用該程序判決的一審案件被告人不再享有提出上訴權利問題予以特別規(guī)定。故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出的判決屬于一審判決，和其他普通程序作出的判決一樣，認罪認罰案件的被告人自然享有法定的上訴權，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和剝奪。事實上，適用認罪認罰程序審理的案件，并非絕對沒有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方面的錯誤，實踐需要保留二審程序進行監(jiān)督糾錯，如此才能確保該制度更好地實現公正與效率相統(tǒng)一的刑事訴訟價值目標。盡管當前上訴權被不當利用甚至濫用的情況時有發(fā)生，其中包括一些“投機性”的上訴，被告人將上訴作為其謀取私利的工具，但這只是屬于被告人上訴動機問題，即便認罪認罰案件被告人上訴的動機不純，理由荒唐，也不能因此就限制或剝奪法律賦予的上訴權利。實踐中，應當依法允許被告人基于趨利避害本能提起上訴，哪怕是無理由的上訴，這是司法機關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是配合法律監(jiān)督，尊重檢察機關為實現威懾目的提起的“技術性”抗訴。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及檢察機關的刑事訴訟規(guī)則、刑事抗訴工作指引的規(guī)定，檢察機關進行抗訴對象應該是法院判決，抗訴的基礎應該是一審判決確有錯誤。而對于人民法院按照認罪認罰從寬程序，采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所作出的判決，很難評價其存在錯誤，故依據上述規(guī)定及標準，檢察機關確實沒有抗訴的必要。但是，具體到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實踐中，被告人無正當理由進行上訴，此種失信行為顯然背離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本質要求，不僅浪費司法資源，降低司法效率，而且會引發(fā)不良示范效應，有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權威性和穩(wěn)定性。對于新制度適用中出現的難題，司法機關不應因循守舊，對其坐視不管或者完全放任，而是要采取相應措施，防范和降低其對正常訴訟活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和沖擊，故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由其通過抗訴方式來解決這一難題也未嘗不可。當然，此種情況下，審判機關愿意配合檢察機關的法律監(jiān)督，目的在于通過檢察機關的技術性抗訴實現對被告人濫用上訴權的威懾，以此確保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健康穩(wěn)定運行，繼而發(fā)揮其應有的價值作用，但這并不代表一審判決自身存有錯誤。故在實踐操作中，還需正確進行宣傳報道，為一審判決正名，防止因認識上的誤區(qū)給法院審判帶來負面影響。

　　三是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改革要求，確保法院在審慎權衡客觀事實的基礎上依法獨立行使定罪量刑的裁判權。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促進刑事司法公正、有效防范冤錯案件的必由之路，其核心要義是由裁判者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要求認定案件事實、適用法律并裁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就此而言，在認罪認罰上訴、抗訴案件審理中，法院必須堅持寬嚴相濟、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堅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對于檢察機關基于被告人的無正當理由上訴而要求加重刑罰抗訴意見，法院應堅持獨立思考判斷，根據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jié)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特別是結合被告人上訴的具體事由以及其對一審認罪認罰具結書的反悔程度等，對被告人的主觀惡意和人身危險性作出正確的認定評判。同時，還要適當聽取被害人的意見，將被害人是否繼續(xù)諒解、寬宥被告人作為二審量刑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在此基礎上，區(qū)別具體情形，綜合考慮是維持原判還是改判加刑。絕不能僅因為被告人無正當理由上訴，檢察機關提出了技術性抗訴就一味改判加重刑罰。審判機關要做到依法配合檢察機關法律監(jiān)督，但不能無原則的迎合抗訴加刑要求。通過審判主導，確保罰當其罪，罪責一致，發(fā)揮好人民法院維護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把關作用，確保案件處理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有機統(tǒng)一，以此體現出法院的職責與擔當。除此之外，基于刑法謙抑性原則，對于認罪認罰案件被告人的無正當理由上訴，審判機關還需保持一定的克制。二審過程中，人民法院應當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可以向被告人釋法析理，對其教育引導，爭取使被告人回心轉意，撤回上訴，在此基礎上建議檢察院同時撤回抗訴。

　　(作者系甘肅省嘉峪關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