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黎明

漢武帝有個曾孫叫劉病已，早年流落民間，后來登基繼位，成為歷史上的漢宣帝。宣帝注重實際，嚴格治吏，“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而當時的太子劉奭（后來的漢元帝）自幼長于深宮婦人之手，“柔仁好儒”，勸諫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睗h宣帝一聽，氣得臉色大變，性急之下講了一句著名的大實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nèi)蔚陆?，用周政乎！”這里的“霸道”就是“法治”，源于秦制；而“王道”就是“德治”，源于周政。“霸王道雜之”，就是外飾儒家的仁政禮教，內(nèi)用法家的刑名法術。漢家制度融“周政”和“秦制”兩大制度體系于一體，核心就是外儒內(nèi)法、德刑并用。

漢家制度是西漢統(tǒng)治者對秦迅速崛起而又二世而亡歷史深刻反思的結果。公元前206年，劉邦率軍攻入咸陽，眾將紛紛爭奪金銀財寶，而蕭何獨自直奔秦丞相府，收集秦朝的律令圖書并珍藏之。以蕭何為代表的漢初統(tǒng)治者目睹了秦統(tǒng)一六國波瀾壯闊的進程，親歷了秦暴虐殘酷激起民憤的起義，其高明之處就是對秦制既沒有全盤繼承，也沒有全盤否定，而在“反秦”與“承秦”中找到了平衡點。劉邦在灞上與父老“約法三章”，對秦律刪繁就簡，去苛從寬，爭取主動，爭取人心。但這畢竟是政治策略，是權宜之計。漢初統(tǒng)治者很快意識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蕭何參照秦律制定了《九章律》，重建法制秩序。所謂“漢承秦制”，就是漢在力矯秦弊的基礎上，繼承秦開創(chuàng)的“大一統(tǒng)”、皇帝制、郡縣制等制度，吸取秦律的積極因素和法家“緣法而治”的思想。

漢家制度是西漢統(tǒng)治者在治國實踐中不斷調(diào)試的結果。西漢開國后，劉邦手下有個儒生叫陸賈。一天，陸賈在劉邦面前引經(jīng)據(jù)典，氣得劉邦破口大罵：我在馬背上得天下，你在老子面前文縐縐地拽什么？陸賈這時哈哈大笑說：你在馬背上得天下，這沒錯；但你現(xiàn)在還要繼續(xù)在馬背上治天下嗎？打天下要逆取，治天下要順守，文武結合，才能長治久安。劉邦聽了，面“有慚色”。漢家制度不是一開始就設計出來的，而是自劉邦開國至昭宣中興100多年積極探索發(fā)展而來的。漢初，以黃老之學的休養(yǎng)生息、約法省刑為治國方略，而漢初黃老之學不同于先秦的黃老之學，已融合了儒家的仁義和法家的刑名思想。至武帝時，突破“無為而治”的束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得到賞識和采納。而至漢宣帝時，長期的民間生活使宣帝對國家治理有更深的理解，他認為“獨尊儒術”只是武帝裝點門面的話。事實上也是如此，終武帝之世，奉行的就是外儒內(nèi)法，朝廷重用的大都是外飾儒術、內(nèi)行法術者。因而，宣帝對太子的諫言大為不滿，甩下了一句發(fā)人深省的狠話：“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家制度在中國法制史上承上啟下，影響深遠。漢之前2000多年，我國先后出現(xiàn)上古時期堯舜禹以德化民的“垂拱而治”，夏商周三代特別是周公制禮作樂的“禮樂之治”，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至秦“一斷于法”的“法術之治”等治理模式。漢代遠循先王圣人“則天法地”之道，近借秦“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之鑒，把德禮和刑罰結合起來，雙向推進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漢之后2000多年，歷朝歷代莫不遵循漢家制度而有所損益，至唐代禮法水乳交融?！鞍酝醯离s之”成為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圭臬，德法并用成為中華法系最鮮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