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黎明

在戰(zhàn)國后期，隨著秦統(tǒng)一六國的步伐加快，天下英才大半為秦所用。盡管如此，一個名不顯揚、又有口吃的人卻強烈地吸引了嬴政的目光。當嬴政讀到《孤憤》《五蠹》等文章時，簡直如飲甘露，如遇知己，特別是讀到文中所寫“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時，如同雷擊，直擊心靈，不由自主地感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此人就是韓非，韓國貴族、荀子學生、李斯同學，“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其才華李斯自嘆不如。韓非堪稱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主張堅定而全面地推行“法治”，其法哲學基礎是“因道全法”。

韓非在《飾邪》中提出，“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在《大體》中進一步說，“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奸止。澹然閑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大意是說，依照客觀規(guī)律全面推行“法治”，就會君子安樂而大的犯罪被制止。安適閑靜，順應自然法則，把握事物的整體和根本，才能使人們不遭受法律的懲罰，魚兒沒有缺水的禍害。像這樣，天下就很少有不能治理好的。

韓非生活于戰(zhàn)國末期，博采諸子百家之長，特別是吸收了道家的思想營養(yǎng)和法家的實踐經(jīng)驗，認為“道”是自然法則和事物內(nèi)在規(guī)律，具有普遍性、公正性、客觀性和永恒性，而且道高于法，道勝于法，道統(tǒng)攝法，道是衡量法律好壞善惡的唯一標準。“因道全法”是君主治國的基本方略，這里的“因”是遵循、依照的意思，“全”是指全面、全體、全過程。只有“因道全法”，才能實現(xiàn)“治之至也”，“天下可運于掌矣”。先秦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國”“緣法而治”“法莫如顯”“法與時轉(zhuǎn)”“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等一系列原創(chuàng)性、包含現(xiàn)代法治因子的觀點論斷。在韓非看來，這些觀點論斷的前提是這些法符合道、遵循道，是良法。正因如此，他在《問田》與堂谿公對話中認為，制定法律、設立法度是使民眾獲益的正道，才以大無畏精神步商鞅、吳起的后塵，以身去殉“法治”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講，“因道全法”是先秦法家推行“法治”的根本原則和價值追求。

“因道全法”思想建立在進化史觀和對人性的理性分析之上。韓非繼承了法家的樸素唯物論和進化史觀傳統(tǒng)，認為古時人民少而財貨多，當今人民多而財貨少，物質(zhì)增長不能滿足人的需要，勢必產(chǎn)生爭斗，圣人順應自然法則，遵循天道，制定法律定分止爭。韓非還超越人性善惡之爭，認為人的本性“欲利自為”，人際關系實質(zhì)上是利害關系?！拜浫顺奢洠瑒t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他以深刻冷峻的思考和搖曳多姿的文風，直面血淋淋的現(xiàn)實，提出法律要順應人情，通過禁奸賞功以改造現(xiàn)實。

“秦王欲展一統(tǒng)志，遠迎韓非為帝師。”“因道全法”思想的主旨是弘揚君權，強調(diào)君主權威，為天下統(tǒng)一和中央集權提供政治理論支持。遺憾的是，作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韓非受歷史的局限，沒有也不可能提出如何對高度集中的權力進行有效制約，只是提出了君權運行的虛靜無為原則和導致君危國亡的種種行為，姑且看作是對權力的消極制約和提醒預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