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黎明

2300多年前，秦國國君秦孝公勵精圖治，任用商鞅進行變法?！渡叹龝ざǚ帧酚涊d了秦孝公與商鞅的一段對話?！肮珕栍诠珜O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秦孝公這一問具體地說，包括如何使官吏和民眾知曉法令，整齊劃一地遵守法令，沒有偏私地運用法令等方面。這是千百年來世界各國法治建設過程中普遍遇到的問題，被當代學者稱之為“孝公難題”。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從當時商鞅的回答和后來的變法實踐來看，從先秦法家的思想來看，主要有以下主張和舉措：

一是“法莫如顯”。法家主張，法令要明白易知，并公布于世，這是讓人們知曉法令的前提。商鞅認為，法令不能針對智識上等的少數(shù)人制定和表達，而應該針對一般人，使智愚一體明了。韓非認為，“法者，編著于圖藉，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p>

二是“為法令置官置吏”。商鞅清醒地意識到法令文本中的“名”與現(xiàn)實生活中的“實”經(jīng)常存在懸隔，僅靠明白易知的法令文本還遠遠不夠，還要設置專門官吏掌管法令。他們是人們行為標準的提供者，其職責是準確而統(tǒng)一地宣傳普及、解釋傳授法令，扮演著“天下師”“定名分”的重要角色。因此，他們應由天子直接任命，并實行嚴格的責任制度。

三是“信賞必罰”。讓人們認知法令易，認同法令難；認知法令只是遵守法令的基礎，認同法令才是遵守法令的關鍵。而這種認同感主要不是來自說教，而是來自實踐，是“信賞必罰”的執(zhí)法本身讓人感受到法令的公正性和權(quán)威性，從而認同法令、相信法令。商鞅、韓非等先秦法家代表很早就認識到這些，因而強調(diào)“信”和“必”。如果說“徙木立信”是“賞善不遺匹夫”，那么“太子犯法，刑其師傅”就是“刑過不避大臣”?！靶拧斌w現(xiàn)了公正無私、不偏不倚的法治精神，而“必”使罪錯和處罰建立了必定性、有效性的聯(lián)系，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了行為人的僥幸逃脫心理。換言之，“信”就是最大的“公”，“必”就是最大的“嚴”。

四是“明主任法去私”。商鞅認為，要讓吏民一體遵行法令、無私運用法令，君主必須帶頭守法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他把以權(quán)謀私的官吏看作國之蠹蟲，認為“蠹眾而木折，隙大而墻壞”，“是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法家力推“法治”，一方面，認為法自君出，君主超越法律之上，是“緣法而治”的行“權(quán)”者，變法須借助君主的權(quán)威；另一方面，又主張君主要嚴格信守法令，不能在權(quán)力運行中擁有超越法律之外的隨意擅斷，后世有人甚至提出了“從君之法而不從君之意”主張。在這一點上，法家既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又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事實上，法家沒有也不可能把君權(quán)關進法律的籠子，“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在絕大多數(shù)時候只是虛愿而已。

千百年來，法治的腳步從未停止。隨著唐朝禮與法的完美結(jié)合，中華法制文明走向輝煌，對破解“孝公難題”從實踐和理論上都提供了諸多歷史經(jīng)驗。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法源由出自君主轉(zhuǎn)變?yōu)槌鲎匀嗣瘢鐣杂X守法有了根本制度保障和堅實基礎。近四十年的全民普法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yōu)勢，成為人類法治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舉，新時代科學立法、嚴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生動實踐為破解“孝公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